伟大的敌意王雪茜
2019-2-5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王雪茜，高级教师。作品散见于《文学报》《鸭绿江》《湖南文学》《安徽文学》《福建文学》等数十家期刊。有文章被选入《散文选刊》和年度散文最佳选本。已发表长篇系列文化随笔近二十万字。
伟大的敌意
○王雪茜
不同作品之间的敌意
美国歌手唐·麦克莱恩读过梵高的传记后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歌曲《Vincent》，其中有一句歌词“thisworldwasnevermeantforoneasbeautifulasyou”用于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所塑造的麦田守护者们身上也十分契合——君心高且洁，与世不相谐。
初入文坛的塞林格，还未拥有成为麦田守护者的能力，他的人格被动地一分为二。一九四〇年一月，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的他在良师益友惠特·伯尼特（《小说》杂志的编辑）的帮助下，在《小说》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年轻的伙伴》，稿酬是二十五美元。兴奋的塞林格无法平静，他把打字机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对着空无一人的公寓高声朗读。此后八个月，他向不同的杂志投稿，收到的却仅仅是退稿函。表面上他装作满不在乎，说退稿自有意义，还向伯尼特报告说他终于可以选择新的事业——当演员或剧作家，内心深处，塞林格的自信心坠入幽暗的谷底。他迫切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不允许自我瓦解自己的意志，可口是心非的心理暗示又时时失效，他总是忍不住深深地怀疑自己。一九四一年，塞林格在文坛崭露头角，而他面临的方向选择弄得他进退维谷、顾此失彼。商业性小说易于出名，稿酬丰厚，但要求读者做出自我反省的严肃小说才是塞林格心之所向。
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在他的《伟大的传统》一书中认为，严肃文学在内容上要对人性有足够深刻而又充满同情的理解，对当代病有先人一步的警觉，语言要精致准确，整体结构不蔓不枝。利维斯所言与一部分评论家所阐述的“严肃文学代表着文学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伴随着思想内涵、创作方法、语言运用上的更新”的观点大同小异。而与之相对的通俗文学，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一种文化补偿，它以故事情节为第一阅读驱动力，以娱乐大众为创作目的，主题迎合人类的两个本性（性和攻击性），往往涉及爱情和死亡。一直以来，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浊泾清渭，严肃小说作家与商业小说作家不相为谋。如此，就不难理解塞林格对商业小说的天然“敌意”。
彼时，必须自食其力的生存压力困扰着塞林格，他不得不采取一个两者兼顾的权宜之计：将他的小说一分为二，一种是那些更适合推销、能立竿见影为他赚来钞票的小说，一般投给《克利尔》（美国最著名的几家杂志之一，能使投稿人在国内马上出名，且稿酬丰厚）；一种是反思性的、有深度的小说，目标是《纽约客》。塞林格以流行的欧·亨利笔法迅速写出了适合商业推销、没有什么深度、纯为迎合大众口味的小说《窍门》，发表在《克利尔》上。之后又在《克利尔》上轻车熟路地发表了《一个步兵的个人笔记》。一方面，连续被退稿的挫伤使塞林格把《克利尔》的首发当成了一次胜利，写作事业受到鼓舞，他不免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塞林格又取笑和瞧不起《窍门》，视其发表为尴尬之事，劝告朋友勿读这个故事。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曾写下诗句，“生活和伟大作品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在塞林格这里，我发现“敌意”孽生出更多的“枝丫”，商业小说即是其中之一。商业小说与严肃小说之间的“古老敌意”困扰了塞林格，这“敌意”既是塞林格在商业小说和严肃小说之间首鼠两端的根源，也是塞林格烦恼挣扎的主因。
塞林格的困惑在于他想要同周围的一切有所区分，他想要用作品挣脱他所存在着的生活，他急于撕掉他身上商业小说的标签，他也急于把他对世界的认知和感悟通过严肃小说启蒙给他的预设读者。但毫无疑问，商业小说的写作历练以及商业杂志对塞林格的支持和推崇，对快速确立塞林格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创作出《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守望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到小说本身，与作者臆定的完美相比，读者的肯定和接受同样重要。除了审美价值、启智价值之外，小说的娱乐价值和商品价值同样不可忽视。毛姆说，一切文学的本质都是消遣,是寻求安慰或刺激。他的观点虽极端化，可我恰恰觉得，唯其矫枉过正，才更容易厘清商业小说与严肃小说之间“敌意”的人为性和僵化性。人性的饱满和生活的多元注定了文学的多维。小众与大众、精英与通俗、商业与严肃、主流与独立并非水火不相容。商业小说与严肃小说绝不应是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冲撞，它们也融合。从小说家的角度看，差异性产生意义，“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并不矛盾。商业小说因应和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实现外在价值的最大化，而严肃小说的启蒙话语、对审美的无限追求、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以及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非个人化”表达诉求的释放，实现了内在价值的最大化。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阅读固然不能缺少对人性持有终极关怀，并具备反思判断力而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严肃小说，但在去深度化与去意义化的通俗小说中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和情感，却也是跳脱出现实的蝇营狗苟，感受星辰大海的途径之一，代入感会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从文本的角度说，把小说人为地划分为商业小说和严肃小说并不明智也并不科学，概念的模糊性导致分类的交叉性与不严谨的排他性。不管怎么说，塞林格的商业小说弥合了他文学上的停滞与更为严肃的文学作品之间的空白是不争的事实。
作品内部的敌意
当商业回报使塞林格喜出望外时，故事内容不够严肃造成的焦虑很快被自我安慰消解。他在给伯尼特的信中分析到，等他在更为著名的杂志站稳脚跟后，他那些更深刻、更锋利的作品就不怕没人发表。话虽这么说，塞林格在纯文学写作和商业写作中还是找到了一种试图消解二者之间“敌意”的途径。小说《破碎故事之心》看似表明塞林格在创作选择上暧昧的妥协态度，实际上巧妙机智地缓解了塞林格的矛盾心理。“爱你是我唯一重要的事，莱斯特小姐。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莱斯特小姐。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小说中的这段经典语句无疑会让《克利尔》的读者和塞林格的粉丝们如醉如痴，只是塞林格不甘心只写一个“当男孩遇上女孩”之类的温柔言情故事。这篇小说既没完全满足商业要求——同坐一辆公交车而一见钟情的男女主人公最终并没有花好月圆永结同心，而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继续他们无爱的、世俗的生活；也没有完全满足严肃文学的要求——他糅合了浪漫小说和当时流行的警匪片的诸多要素。小说受欢迎的通俗情节没能进行到底，塞林格给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们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商业性和严肃性彼此对峙的“敌意”终究没有消弭，最后当然是商业的归商业，严肃的归严肃。作为塞林格的读者，同样也面临着阅读上的智性挑战，是继续接受流行杂志推销的幸福时光，还是接受不太幸福但更真实的选择？换言之，这篇小说兼有商业小说和严肃小说的双性元素，就如同塞林格渐渐显示出的多重人格。
我注意到，塞林格发在商业杂志的大部分通俗小说，内容上仍 塞林格牢记了伯尼特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节训练课上教给学生们的优秀作者的定义——站在后台写作，不打扰读者和故事，将自我隐藏起来，允许读者和人物进行正面沟通。并且，塞林格还要在他的小说中申辩他的文学良知、小说真理和反抗美学。一九四三年，知名度高于《克利尔》的《星期六晚邮报》买下了塞林格的短篇小说《瓦利昂尼二兄弟》。这个小说写的是两兄弟的生活，一个是追求写作成功的作家乔，一个是追求名利的音乐家桑尼，兄弟二人的抱负在故事开端即初露“敌意”。乔原本在一所小学院里一边教英文一边著书，但桑尼对成功的抱负战胜了软弱、敏感的乔，乔被迫放弃了一部写在火柴盒后面的小说，转而为桑尼写歌词。桑尼虽然有才，关心的不过是名和利，音乐只是他的产品。兄弟俩合作的几首歌很快火了起来，两人一夜成名，迅速变成了有钱人，“敌意”似乎如蛛网一般被轻易抹去。小说发表后，塞林格一边表现得很兴奋，并立即又向这家杂志投了两部作品；一边挖苦这家杂志，一大笔稿酬也没有封住塞林格的嘴。他不仅向伯尼特贬低《邮报》从他手里购买的小说，还向身边的朋友嘲笑推崇这个故事的人，他为这个故事做出明显不真诚的“深刻”道歉，说故事没有水平的原因是他写作时还想着好莱坞（塞林格后来将《瓦利昂尼二兄弟》等几部小说卖给著名文学经纪人马克斯·维尔金森，维尔金森把故事送到了好莱坞，打算卖给电影公司，但最终不了了之，塞林格想要在好莱坞一鸣惊人的愿望化为泡影）。
塞林格在《瓦利昂尼二兄弟》中传递的信息其实非常明确，塞林格想要成为乔那样不折不扣的作家，但塞林格同时还有另一个化身，他也许担心读者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意图，索性用自己年轻时的名字“桑尼”作为乔的兄弟的名字，塞林格内心两个矛盾的“我”化身为兄弟二人，既相互亲近又相互对立。桑尼的贪婪最终毁掉了乔，一名恶棍把晚会上在钢琴旁演奏的乔误认成桑尼而枪杀了他。在这篇小说中，商业性和严肃性的“敌意”最终达到了白热化——商业性毁灭了严肃性。塞林格将商业化倾向描写成纯粹的罪恶，认为作家若被商业化诱惑即意味着走向死亡。《瓦利昂尼二兄弟》延续了《破碎故事之心》的成熟技巧，在商业性小说中糅进反思因素，我认为塞林格是借此提醒自己，虽然他目前无力摆脱金钱和名气的诱惑，他心里却比谁都清楚，商业性的成功将要窒息他纯洁的创造力。他果断地要在以后的小说中剔除商业因素。
英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格雷写过一本书叫《木偶的灵魂：自由只是一种错觉》，他认为，人类独有的似乎并非意识，亦非自由意志，而是内心矛盾——让我们精神分裂的对立的冲动。在动物中，只有人类一边寻求满足欲望，一边又咒骂这些欲望邪恶……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具有自我意识，而是因为自我分裂。而某些动物的优雅是人类效仿不来的，从容躲开所有剑击的熊(对虚招不予理会)也好，提线木偶也罢，都没有自省之苦。人类要享有优雅的自由，只有经过蜕变，要么毫无意识，要么有无限意识，也就是说，不是木偶，即是神。
“难道我们非得再吃一次智慧之树的果实，才能回转到纯真的状态吗？”
“确实如此。”
作品与生活之间的敌意
自我意识可能是自由生活的障碍，并非是多么超前的观点。早在春秋时代，道家就提出了顺其自然，大道无为的思想。庄子《逍遥游》中即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阐释。只不过，至人难觅，神人难修，圣人鲜有罢了。
能够肯定的是，人类确实回不到毫无意识的蒙昧状态。既与现实疏离又无法固守孤独的青年塞林格借他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不断暗示，只有那些早慧儿童才葆有可贵的纯真。《守望者》里霍尔顿的小妹妹菲苾，《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里的爱斯美，《特迪》里的特迪，《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里的拉蒙娜，格拉斯家族的西摩……他们天赋异禀，处处都显得与外部世界和世俗之人格格不入，又并不想把自己非比寻常的天赋贡献于他们所鄙视的功利社会。塞林格安排他的小主人公们与现实生活永远保持着“敌意”——西摩选择自杀，特迪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拉蒙娜则用自闭和空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周遭世界的疏离，而《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对身边假模假式的一切腻烦透顶，以其自身的堕落揭示和反抗着异化社会中道德的堕落。反抗维护了生存的意义，他们在反抗中找到共同生存的理由。塞林格认为，那些少年一旦进入成年，便会被浊世污染，不可救药地堕落。
一部优秀的小说既要靠近时代又要推开时代。“作家天生就应该有三种敌意,对所处的时代、母语和自己。”（里尔克语）我觉得保持这种“敌意”（紧张与悖论），即是向“古老”（文学的原初使命）的回归，这也许不是里尔克“古老的敌意”之所指，但拓延出一点误读的趣味也是一种审美，毕竟，审美是一种动态活动。
无论对于小说家还是小说，我们总是需要不断追问，在一个异质与同构抗衡的多元化社会，在一个当前中国及全世界都面临着文化危机、精神空虚的喧嚣而沉沦的浮躁年代，小说创作中，是否仍旧暗循着某种古老的法则？这古老的法则对小说家和小说而言意味着什么？小说家如何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一个正直而纯真的世界，一个正义而人性的世界？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生活与作品之间那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对塞林格而言，生活是其作品的来源，但他的作品又始终与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敌意”。塞林格作品中两个永恒的要素——童心与死亡，都能从他一辈子无法走出的战争中找到根源。塞林格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但他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卑劣和无意义。在《魔术般的猫耳洞》《一个在法兰西的小伙子》《这片没有果酱的三明治》等描写战争的小说中，他看到战争对人类设下的陷阱，胜利只能带来瞬间、暂时的解放，人们不知疲倦地自欺欺人、陷入幻想,他批判军队是没有灵魂的冷酷机器，把战士当成了零件和炮灰。
塞林格在小说中流露出的反战思想与当时社会上对战争的正面宣传背道而驰，塞林格做好了他的战争小说永远不被发表的心理准备，他的许多小说最后也确实不知所踪。作品与生活之间的确存在着悖论，不经历残酷的战争和战后无法消弭的空心病时代，塞林格也许不会成为与《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中X中士一样被噩梦缠颈的“炮壳震惊”病人，但同时他也注定写不出名闻遐迩的《守望者》。安逸与循途守辙的生活也许正是平庸作家和平庸作品泛滥的缘由。
作品与作家之间的敌意
杰出的智慧、出众的才华很多时候并不能战胜贪婪、虚荣、冷酷、好色等本能。生活中其人与其文犹如天冠地履的例子并不鲜见，许多大作家重蹈自己作品中批判过的人物的覆辙。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个冷酷无情、唯利是图的守财奴形象——放高利贷的夏洛克，鲜为人知的是，当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了“票房保证”，拥有大批拥趸时，莎士比亚自己也沦为了金钱的“奴隶”，赚取更多的钞票成了他心念之最。莎士比亚不仅大搞房地产交易，甚至还从事起了一项副业——像夏洛克一样放起了高利贷。他效仿了《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夏洛克的人生，专向遭遇经济困难的朋友和熟人放贷，获取高额的利益回报，还美其名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那些还不起高利贷的债务人常被莎士比亚送上法庭，莎士比亚与那些“赖债者”频频对簿公堂的新闻几乎和他的戏剧一样“名闻遐迩”。
经典作品与作家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令人瞠目。莎士比亚本人正是他在他的戏剧中用尽笔墨辛辣嘲讽的那一种人。所谓“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显然有其狭隘性，那不过是评论家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罢了。人可文过，文可饰非，言不符行、文不符人的情况绝非孤例。
用作品对生活进行精神滤化和哲学诊断的巴尔扎克，真实人生比他的小说更具戏剧性。他因痴迷奢靡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为还债和维持奢侈生活创作出大量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要把整个社会装进脑袋的“文学拿破仑”，把他笔下丑态百出的“人间喜剧”在自己身上做了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彩排。他一面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一面为了攫取金钱无所不为——剽窃、做投机生意、写下流故事；一边描写贵族阶级注定灭亡，一边虚荣心膨胀假造贵族身份，为了得到贵族头衔寡廉鲜耻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在作品中洞若观火、智慧明达的大作家，在生活中却目不见睫、放荡幼稚。反过来说，如果巴尔扎克生活中一帆风顺、财源滚滚，他绝对写不出蕴含崇高深刻思想的经典作品，他那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生活最窘迫时被逼创作而成的。悖论的魅力不可小觑，它的强大力量令人着迷。
给人类留下巨大精神财富的不乏这样一群人：凯鲁亚克、爱伦·坡、三岛由纪夫、卡夫卡、亨利·米勒……出生于中美洲的“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之一的维·苏·奈保尔文学才华举世瞩目，生活中却是一个举止粗鲁、自私小气、尖酸刻薄之人，对妻子和情人只有无尽的索取与暴力。这些都与他早年孤独、焦虑、流离失所形成的自卑心理有关，写作是他宣泄愤怒的唯一出口。奈保尔拒绝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他认为性欲是可耻的，与此相悖的是，他又经常出门嫖妓。二〇〇一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感言“感谢妓女”霎时使颁奖典礼变成了一场闹剧。瑞典文学院立马表态，他们是纯粹按文学成就的标准来决定获奖者的。诺奖主席也立刻发声：“我们评奖只看他的作品，不管他的人品。我们爱他的作品，但决不跟他交朋友。”我行我素的奈保尔在《大河湾》一书里这样开头：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就无所谓，因为我是为这个叫文学的东西服务的。传言奈保尔曾想写自传，但写了几次都写不下去——想必他自己都无法在传记中面对自己。
两度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罗曼·加里饮弹自尽前在纸条上写道，“人们显然可以把‘自杀’归咎于抑郁症。然而，自成年以来，‘抑郁’始终伴随着我，并允许我更好地完成作品。”毁掉了作家的抑郁，看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伟大的抑郁”。作家比常人更为敏感、孤独和自省，他们也更容易痛苦和抑郁。抑郁像一个深渊窥视着他们，吞噬着他们，但他们因抑郁爆发出超常的文学力量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尼采、荷尔德林、伍尔芙、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华莱士、莫泊桑、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乔治·特拉克尔、阿伦茨、列夫·托尔斯泰、叶赛宁、塞林格……正是这些伟大的抑郁者创作出无数令人惊叹的经典之作。川端康成对此有一句精辟的论述，“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径。”
塞林格年轻时亦协调不了他真实个性与作品之间的“敌意”。一九四一年夏，塞林格爱上了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她正是塞林格在小说中痛斥的那种女孩——漂亮又肤浅、活泼又轻浮，你很轻易就会在《守望者》中的莎莉·海斯或者《逮香蕉鱼的好日子》里的穆里尔身上看到她的影子。乌娜·奥尼尔与莎莉·海斯这个人物高度互文，没有深度，无牵无挂，遵循流行的传统。塞林格也许正因此才以无法解释的方式深深爱上了乌娜。他自己也变成了他小说中那些他尽力讽刺、轻视和厌弃的人物，为了讨好女孩，哪怕几乎付不起饭钱，还要在高档俱乐部一边品酒一边消遣黄昏，渴望高调的成功，羡慕俱乐部里的电影明星和上流社会的名人。当乌娜移情卓别林后，塞林格不仅在小说《作家女儿找老男人》等作品中攻击卓别林，甚至在乌娜的新婚之夜亲自写了一封信，以此来嘲弄这对新人，并把此信群发给了他的朋友们。
一九五一年五月，《守望者》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发行前夕，为了避开小说出版可能引发的热潮，塞林格“出逃”英国。他的英国编辑杰米·汉米尔顿用话剧《埃及艳后》来款待他，主角是汉米尔顿的朋友、传奇式演员劳伦斯·奥利弗和他的妻子维维安·雷。演出结束后，奥利弗夫妇与汉米尔顿、塞林格一起吃晚饭，塞林格尴尬不已。在《守望者》里，霍尔顿说看过奥利弗一九四八年主演的电影《哈姆雷特》，并嘲讽奥利弗演技虚伪：“我没有发现劳伦斯·奥利弗爵士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太像他妈的一个将军，不是一个悲伤的、落魄的家伙。”而此刻的塞林格被迫与他在小说里大加挞伐的虚伪之人用漂亮话互相敷衍。塞林格强烈意识到，他自己才是那个虚伪透顶的人，并为此而羞愧不已。尽管与奥利弗见面很不自在，但在他从英国写的家信里，我们看到塞林格提到此次会面时，字里行间表现出的却是餍足。回国之后，听说奥利弗夫妇要来纽约访问并要再次见他，他给汉米尔顿（汉米尔顿当然通读过小说，还送给塞林格一本英文版《守望者》）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奥利弗的演技是真诚的，他与小说里的霍尔顿意见不同。塞林格的刻意强调使尴尬变得复杂，这种表面的暧昧热情传达出的却是塞林格对自己作品的公开“敌意”或明显鄙视。
读者从《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身上已敏感地捕捉到了可能同属于塞林格的某些分裂人格。事实也正如此，塞林格身上杂糅的东西太多了，他既多愁善感又冷酷无情，既真诚谦逊又虚伪自大，既是一个慈父又是一个暴君。而小说为塞林格的困境提供了出路和分裂的途径。或许塞林格身上内外兼具的矛盾性恰是催生出因排他性而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守望者》的必要条件。某种程度上，塞林格与他的作品在“敌意”中互相完善彼此成就。
霍尔顿拒绝被环境同化，他憎恨学校、剧院、电影、大街上的公共汽车。但反讽的是，他无法从他蔑视的普通生活中摆脱出来，就如同他讨厌圣诞树，但还是被莎莉帮忙剪树的请求一次次地拽过去。小说结尾陡然性的变化——又冷又醉的霍尔顿在等待着他无比痛恨的麦迪逊大道公共汽车——似乎暗应了塞林格现实中的处境：他显然渴望拥有他所憎恨的东西。他揭露和贬斥将他塑造出来的世界的空虚和虚伪，而他俨然就是其中一员。他的作品，比如《麦迪逊的轻度反叛》（塞林格在《纽约客》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后来成为《守望者》的一个章节）试图解释生活中的塞林格正亲身体验着的这种困惑。如同他在写作方向上徘徊不定的态度一样，他的个人生活里出现了相同的纠结和矛盾。当霍尔顿满嘴脏话痛斥上流社会的虚假矫饰时，他的创造者正坐在斯托克俱乐部里，享受着虚荣伪装的生活，追求着他在文字中极力批判的那些东西。
《守望者》大获成功之后，福吉谷军校授予塞林格一九五二年杰出校友奖，而塞林格在小说中嘲笑的正是福吉谷军校。颁奖时塞林格不在国内，他因避免了重演与他在《守望者》中讽刺过的演员奥利弗一起吃饭的那种尴尬而感到轻松自如，不过他给校友会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的垂爱，说他深感荣幸。塞林格性格中早已存在的分裂因素再次凸显出来。
不唯塞林格，很多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之间同样“敌意”蓬勃，他们的存在低于他们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东西，艺术家本人所为甚至与他们在作品中竭力推崇的道德理念、哲学观念、美学理想、人文情怀东趋西步。他们从自己的灌顶之作中得到的巨大启示对自己的人生却裨益无多，艺术家陷入认知的黑箱不断消耗着因其作品而获得的“存誉”，这是精神上的“短路”还是实践上的“眩晕”？是智识上的“萎缩”还是人性中的“黑洞”？
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毕加索一生有无数情人，其中，一位病死，一位精神崩溃，两位自杀。她们失去自我，承受背叛和暴力，毕加索既把她们视为他绘画的灵感源泉，又把她们当作他艺术祭台上的牺牲品。毕加索最著名的情人，摄影师、诗人和画家多拉·玛尔（毕加索以她为模特创作了多幅名作）从精神病院出来后终于醒悟，她说,“我最终对和一座历史纪念碑一起生活感到了厌倦。”这句话道出了大多数崇拜“纪念碑”式人物的女人们令人心碎的情感经历。从卢梭到萨特，从托尔斯泰到易卜生，从海德格尔到罗素，从雨果到达利，概莫能外。
塞林格的第二任妻子科莱尔因长期受到塞林格的冷暴力而患上了抑郁症，医生说她的病因是“婚姻紊乱”。她最终和多拉·玛尔一样，对和一座历史“纪念碑”一起生活感到了厌倦。她的离婚诉讼上写道，塞林格长期拒绝与她沟通（指的是他固执的写作习惯），他的冷漠足以“伤害她的健康，危害她的理智”。一九六七年，两人的婚姻正式结束（其实早已名存实亡）。
孤独又焦虑的塞林格与他创作的《献给爱斯美》中的X中士一样具有洛丽塔情结，喜欢年轻女孩，乐于跟她们交笔友，试图在自己的世界中吹出一个“纯真”的肥皂泡。其中一个笔友梅纳德不惜从大学辍学与已过知命之年的塞林格同居，不久梅纳德就受不了塞林格的清规戒律，说他“偏执、自私、冷酷”，两人的关系一年内结束。塞林格在小说中让爱斯美用爱温暖了X中士，而他本人的爱情波折重重，肥皂泡屡屡破灭，爱情终究不是拯救孤独的良药。一九九二年塞林格第三次结婚，新娘比塞林格小四十岁。
作家与生活之间的敌意
文学家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悲观之言，“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无济于事。”
许多大作家不能见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创作了无数喜剧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生活中却是一出悲剧的主角，因“与其他男性发生不道德的行为”被判处两年徒刑，四十六岁即因脑膜炎去世。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在出版了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的《恶之花》不久，因“有碍公共道德及风化”等罪名受到轻罪法庭的判罚，写一辈子诗才挣了三万五千法郎稿费。
相比之下，生活对塞林格的“敌意”大打折扣，而塞林格并不领情。尽管他在战争中九死一生，用文字制造的气球，又屡屡被生活戳破，可《守望者》的成功还是让塞林格家喻户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战后经济发展迅速，中产阶级激增，带来某种“盛世”幻觉。在这一幻觉影响下，众声喧哗，精神生活却贫乏、空虚。商业化的影响无所不在，物质的满足感无法填补精神的空洞。大部分年轻人失去了反抗能力，“垮掉的一代”应运而生，他们看不惯庸俗虚伪的世道，想反抗现实，但又不知道反抗什么。找不到出路的他们耽迷酒色，流浪吸毒，放纵不羁。《守望者》中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横空出现，足够的批判与抵抗意识，天真无畏的“少年精神”，正合其时，成为万千少年效仿的偶像也就不足为奇。在那个怯懦的年代，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天然的责任感被唤醒，他们不愿意扮演同谋的角色。
作家与生活之间的“敌意”有被动的排斥，也有主动的疏离。生活对作家而言，有时是屠夫的尖刀，有时是甜蜜的毒药。作家们如何在自己的作品和肤浅的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同时拥有两个对立的事物，出色地抓住这种矛盾性？塞林格与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托马斯·品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未必是最好的答案）——将与生活的“敌意”进行到底。
塞林格和他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凯鲁亚克都曾有远大的志向，与那些遭受凄风苦雨打击的作家不同，塞林格作品引起的喧嚣如一场无法控制的熊熊大火，但大火扬起的灰烬让塞林格不胜其烦。塞林格和凯鲁亚克都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都被借来为他们并不赞成的问题和立场辩解，两人为此都深感痛苦，最终他们都厌烦了他们的名望。深感痛苦的当然不止他们两个，塞林格的朋友海明威始终无法真正从战争创伤中解脱，自杀身亡。塞林格的偶像菲茨杰拉德精神崩溃，酗酒而死。凯鲁亚克最终也堕落成酒鬼，英年早逝。而以小说为剑，刺向时代的塞林格已过而立之年，他不可能重复霍尔顿的人生之路，也不愿意像西摩一样自我毁灭。他选择了避世隐居遁入宗教，他的叛逆和他的天赋一样出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在注定污秽的生活与伟大的作品间找到了相对平衡的支点，尽管他无法在世俗评价和自己的文学追求中取得双重的平衡。
讨厌被阐释被窥探的塞林格因他的“逃离”反而给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维度。然而，诚如塞林格自己所言，他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又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被生活之火灼伤之后，塞林格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不再抱怨那灼热的火苗。
责任编辑：吴缨
王雪茜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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